作为一个典型的整体的汽车制造业，用分工交换的原则拆分之后，你会发现，它们演变成为一个一个的服务业。

由此，中国面临着或者通过利益输出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规模，或者人民币难以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难题。但这一思路的难题是，这种超主权货币如何发行和回流？以SDR为例（且不说SDR的基础依然是各种主要的主权货币），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既无贸易路径也无投资路径，如何发行SDR使其流入国际市场，又通过什么路径使其回流？也许，超主权货币在全球一统（即不再存在国别区分）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现今之事。

上述分析让我们又回到了前一节的问题，即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取向。在实践上，铸币税还经常包括了通货膨胀税。在此背景下，的确有助于破解特里芬难题中的货币供给问题，但依然存在三个有待破解的难题：其一，由政府资本输出所供给的国际货币在各国的配置、数量和时间连续性等方面能否满足各种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这种货币供给方式是否可持续？其二，资本输入国在生产能力不提高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债权国的债务清偿？一旦不能如期清偿，是否将引致资本输入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资本输出国政府又用什么机制来化解此类危机？其三，通过无偿援助方式提供的国际货币在各国配置、规模、连续性等方面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010年以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此已做出了实践的回答。生产资本输出，既有助于缓解国内资源性产品紧缺的状况，推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精细技术，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又有助于提高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中国经济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程度。与此对应，包括超主权货币、纸黄金等单一国际核心货币的设想都是值得进一步商讨的。

从资本项中的政府资本输出看，通过政府间的贷款、购买他国政府债券和无偿援助等方式，可以将一国的货币输出到另一国家。  ■ 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就意味着需要对各方利益做出协调，那种单纯从自身利益视角出发的货币国际化不仅不可取，而且也往往是不现实的。其二，应对危机的各项举措，其刺激作用渐趋弱化，而副作用却逐渐显现。

在这种情况下，在工业化仍然停留在传统阶段的条件下，如果用投资主导的模式来发展经济，自然还会沿着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去投资，结果很明显，接下来的就是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愈演愈烈，在金融体系内，就是不良资产迅速积累。我们要把整个国家的风向标变一下，把激励机制变一下，实现一个大的体制变化，把整个工业化转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来。新的情况将导致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不居，从而给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和新的不可控因素。在这里我特别想指出，我们学习的一般的经济学，实在只是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虽然各种实体经济要素、产品、服务等均被赋予货币价格，但那只是为计量的方便，只是分析的单位。

这次危机显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金融业确实可以脱离开它的服务对象，自娱自乐。后两者构成货币经济总体。

如果考虑到我国的产能过剩已经非常严重，就更不能重蹈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了。如果把中国放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视野中看，便会得到一个让我们放心的解释。其二，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和体制，在很多情况下，两大政策之间尚有掣肘。

为解救欧债危机，欧洲央行获得了最后贷款人功能，从而也加入了货币扩张的行列。所以，非金融机构开始做金融，以至于金融机构也开始把自己兜里的业务移到表外去做。财富管理的发展方向，要向影子银行学习。在我看来，经济减速不可怕，因为中国过去的增长中水分很大，如果减速是减了水分的话，正为我们求之不得。

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增长为金融体系提供流动性和收益预期，那么当前这种边干边学与边干边修的金融发展策略就难以为继，而潜在资产泡沫的破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的同质性及其行为的趋同性、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不完善等因素，则会进一步放大上述风险，使得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出现巨大震荡。制造业为什么想要分工呢?因为分工以后效益肯定更高。

三是探讨实体世界与货币世界相互沟通、彼此影响的方式、渠道、结果的学问体系。第二，发展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会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的收益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债权市场已经发展到了黄金时期。

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城镇化时，比较强调的是城乡一体化。我称这些问题是新忧又至。在它之上，其实笼罩着重重迷雾。在金融主体对于市场化信号尚不敏感的情况下，通过微观监管手段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可能是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未来应用的重要领域。第三，一些契约型机构，即在长期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机构，像保险、养老基金等等，也将获得发展的黄金期。鉴于今后1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城镇化和新一轮工业化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工业化和城镇化均高度依赖长期资本支撑，我国长期资本匮乏的状况将更形严重。

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是先有市场，各种要素聚集之后才发展成为城市。这是个老问题，但长期未得解决。

我们现在形成的这些储蓄，基本上不能为今后20年、40年所用。二是危机发生之后，各国当局联手救助，没有在社会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减少了货币供给。

过去我们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过度依赖出口，第二是过度依赖投资，第一个依赖可能消失，第二个依赖可能还将延续。如果说10年前我们在中国引进证券化，尚属锻炼屠龙之技，那么，随着资金面逐步吃紧，随着流动性风险逐步增大，通过证券化来盘活资金，提高资金流动性的需求，如今现实地增大了。

中国的特殊性之一就在于，自新中国建立始，我们就造就了城乡分割的制度。仔细研究这个法就会发现，它只是触及了所谓金融混业问题，但它只是指出存在这样的倾向，重点则在于列举了需要议会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清单。新的国际规则越过了国境，深入到各国的生产生活体系之中。可见，建立长期资本投融资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

新兴经济体后来居上，亚洲更是如此，先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华南地区，然后是全中国，整个东南亚，包括南亚，总体都在趋好。二是在需求确定的情况下，自然利率也会上升。

  三、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 接着看中国。这事实上说明，在虚拟经济的概念下所讨论的问题，本质上还是此处所说的实体世界与货币世界的关系。

供给管理的基本要义是激发企业和市场的活力。众所周知，金融是关于时间的学问，所谓时间的学问，就是进行期限配置。

因此，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将因为水落石出而逐渐增大。农村发展水平高了，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高了，人们就不会都挤到大城市去。2003年，中国最终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四是对财富管理的需求增加。

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金融学理论研究者。这就是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的国际收支中，商品贸易主要是顺差，而服务贸易则一直逆差，反映的就是这个现象。然而，危机之前的全球长期增长的历史，也带来了一些误解。

刘易斯转折点之前，是无限量供应的人口，因此导致工资水平不可能很高。现在的城镇化，基本上是开发区模式，先利用手头职权划出若干亩地，再招商引资。